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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移动文物合理利用再思考——以宁波市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发布时间:2013-12-10 更新时间:2013-12-10  浏览次数:678  文字显示: 打印
     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胜利结束,如何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成为“三普”过后文博工作者及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宁波市文物部门于2012年下半年对全市520余处文保单位的利用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摸底调查,随后又于2013年上半年对全市257处建筑类文保单位(包括国家级18处、省级33处、县、市、区级206处)的再利用情况开展了更深入的实地走访,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利用现状
     从调研情况来看,目前宁波市处于使用状态的建筑类文保单位共计224处,约占总数的87.2%,具体类型涉及驿站会馆、店铺作坊、城垣城楼、宅第民居、坛庙祠堂、衙署官邸、学堂书院、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的名人故(旧)居、典型民居、宗教建筑、工业建筑及附属物、金融商贸建筑、文化教育建筑及附属物、医疗卫生建筑、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等(处于1年以上闲置状态的28处,处于维修中的5处)。利用类型则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作为公共文化设施使用,共计80处(省级以上文保单位23处),约占被利用单位总数的35.7%——其中,如天一阁、庆安会馆、保国寺、钱业会馆、伏跗室、朱贵祠等作为文化展示类(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陈列馆)的有47处;泗门谢氏始祖祠堂及部分县(市)区级家族祠堂等作为群众文化类(民俗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村镇文化室)的28处——一种是私人住所,典型代表有张人亚故居、童第周故居、黄坛三堂、鸣鹤新五房等,共计47处(省级以上文保单位7处);还有一种是宗教活动场所,如国保天童寺、阿育王寺、江北天主堂、省保七塔禅寺、月湖清真寺等,共计35处(省级以上文保单位7处)。另有作为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商务休闲场所、商业贸易场所、工业生产场所、城市公共景观设施使用的。
     二、情况分析
     从具体情况来看,目前宁波的建筑类文保单位再利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再利用的合理性和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与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有四点:
     首先是资金投入有限,利用方式相对简单粗浅。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项目属社会公益性事业。而当下宁波的文物保护与再利用专项资金投入相对比较薄弱,各地文保单位保护利用项目的资金需求与投入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许多文保单位的资源再利用方式比较粗放。譬如位于海曙区紫金巷的国保林宅(占地约3100平方米)前进已完成保护性修缮再利用,后进仍主要为私人居住场所,内有住户42户,局部还被辟为小商品的杂物仓库,用于存储塑料制品,居住环境脏乱差,且存在众多安全隐患。要实现林宅内住户生活条件的改善、文物建筑的彻底修缮和再利用,就必须先腾退住户。但林宅处于海曙区,属于一类地段,腾退经费已达数千万。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致使林宅整体更新再利用项目进展十分缓慢,只能维持当前的简单粗放使用状态。除了这种大金额腾退费外,生活设施改善、安全隐患整治、白蚁防治、房屋测绘、消防器材配置及日常维修保养等方面无不需要大笔资金。若按当前依据重轻缓急来安排各类修缮计划,势必使那些暂时无法得到系统保护修缮的文物建筑继续处于粗放使用状态中。
     其次是功能定位有异,价值利用与承载失当。文保单位的利用不能同大众隔离起来,也不能以简单获取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的,而应力求功能的多样化,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文保单位在实际保护与利用中,特别是作为商务休闲场所或商业贸易场所利用时,新功能的定位往往与文物本身的文化内涵相脱节,没有与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传统文化相结合。譬如区级文保单位宁波郡庙(俗称“城隍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因为历史的原因,其主体建筑被整修为现代商场,所处地段被改造成商贸休闲步行街区。虽然经过多年积淀,“城隍庙小吃”已经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但其主体空间的功能终究是失当的,导致宁波市中心最具民俗魅力、最具庙会文化承载能力的城隍庙及其所在街区的历史文化感大打折扣,几乎失去了作为地方文脉传承的重大意义。纪念中华民族始祖炎帝(即神农氏)的药皇殿(全称“药皇圣帝殿”)由于诸多额外因素的考量,被用于其他用途,没能在养生保健盛行、各类药馆林立的当今延续其原有使用功能,这同样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再次是个性魅力黯淡,社会效益与教育功能不够强。除了天一阁、保国寺、蒋氏故居等少数单位外,不少文化展示类、群众文艺类文保单位利用方式雷同、文化个性不强、衍生功能薄弱,在区域社会活动中的利用率较低,甚至长年无人问津,形成集体暗哑的局面,在无形中造成了文化资源的二度浪费。以宁波名人故(旧)居为例,全市有此类文保单位41处,被利用为文化展示类的达30家。虽然这些单位有鲜明的空间区位、时代背景、建筑特征和文化身份,但陈展内容几乎全都以名人的生平事迹、生前用品、各类手稿为主;展示方式依旧依靠橱窗展示、墙壁挂贴;使用功能上仅有简单的视觉观赏和游客接待,未能深入研究受教育者、旅游观众的心理需求,未能适应社会发展形势的需求。据统计数据显示,虽已有28家文保单位对外免费开放,但除了历史上名气较大兼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名人故居月游客平均量可达千人外,一般的名人故居常年“门庭冷落车马稀”,公众鲜有涉足,社会反响平淡,即便处于市中心的省保伏跗室也不例外。
     第四是整合力度孱弱,发展潜力与创新不够。宁波现有的200余处建筑类文保单位大多文化内涵鲜明且具有很高的史地关联度,为凝练区域文化特质、营造场所感强烈的城市魅力空间提供了强大的集群优势和充足的文化资源。然而由于文保单位的保护性整合和再利用所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复杂,各级各部门在文保单位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上缺乏整体规划的魄力和集“散”为“整”的共同举措,未能将同类遗产资源相互整合,增强文化气场,也没能将遗产资源与当地的风景名胜、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具有特色和鲜明个性的旅游参观路线,只是将文物建筑打造成一个个孤立的遗存物或独立空间,结果既无法享受集群规模带来的文化、生态效应,也无法分享产业联动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譬如宁海古戏台是宁海县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遗产资源,除了已于2006年被列入国保名录的十处古戏台外,零散落在各村落的近百余处古戏台也都各具特色、极尽风情。可作为我国唯一“古戏台文化之乡”的宁海县,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而今基本停留在完成单个文物的保护修缮和本体主题展示上,尚未能采取相应的整体规划来实现以国保为龙头,带动全县古戏台文化的整体性开发再利用。
     三、关于合理利用的几点思考
     首先应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保单位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属于公益性事业,必须有政府的总体掌控、主动引导、制定发展计划才能更好地开展。特别是对于投入资金巨大、有省级以上文保单位的历史街区,文保单位(点)相对较集中的地块,史地关联显著的区域,政府应始终作为投入主体全程参与并统一规划,以实施该区域文保单位、历史街区、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政府应做到牵头组织、实施示范,根据区位特点和功能定位方向,成立由国资、经委、建设、文物、规划、土地储备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构,领衔组织、制定、完善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如最重要的分类利用原则)和制度框架,协调相关部门和下级做好保护利用项目的实施;也可以设立政府投融资平台或国资公司作为项目的操作实体,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撑,全程负责实施保护再利用项目;此外应建立专项保护资金,除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外,按市场经济原则建立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长效机制,不断强化文物对社会的感化作用,搭建起合理有效的赞助、捐赠平台,多渠道筹集专项资金,以保证持续、更新、利用的经济支持和长久动力。
     其次应进一步深化文物保护与利用的体制改革。目前,宁波部分建筑类文保单位的所有权和实际使用权情况复杂,管理部门权责不对称、不明晰,管理权分散零乱,极大阻碍了合理利用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此,市县两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不断深化文物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的体制改革,规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利用的各项程序,细化分类利用细则,强化对具体使用人素质的考量,逐步加强文物部门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名镇、名村的专项管理和行政监督权;严格遵循《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坚决避免过度开发利用,特别是将文物作为或变相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违法行为,对未经批准、擅自改变用途的要依法予以纠正。同时,文物部门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具体利用管理情况,与文物所有人或使用人一一签订文物保护责任状,明确文物保护利用监管的具体责任人与责任单位,切实将其纳入文物部门管理体制中。
     再次应进一步推动整体规划和资源整合。市县两级政府应该努力把建筑类文保单位的合理利用融入到城市、经济、社会变革中,纳入城镇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建设中,以此推动当地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文物比较丰富、集中的地方,政府应集中力量,深入挖掘自身潜能与优势,逐步以科学的技术路线,创导以各级文保单位为核心内容的创意产业项目的功能布局、实施路径、产品组合、推广策略、保障措施等整体概念性规划,充分发挥建筑类文保单位的多重价值和综合效益。相关部门应不断创造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持续鼓励法人、居民、社区、村落及其他组织依法以各种形式参与文保单位的保护和利用,引导当地居民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创意资源和文化产品,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战略,探索新时期、新形势下文化致富的新途径。例如海曙月湖景区及其附近街区的文保单位若采取独立利用的形式,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有限。有关方面可以考虑结合区域整体发展规划,建立对环月湖文化产业的博物馆群、遗产载体的利用,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四应进一步探索多模式的合理利用方式。文保单位应根据不同级别、类型、区位和实际条件,采取不同的合理利用模式。譬如宗庙祠堂类文物是传统社会最重要、建筑规格最高的公共建筑,在当今民众生活中仍具有比较显赫的地位。对于散布在乡村的县(市)区级宗庙祠堂类文保单位,其利用主旨仍应以服务当地民众为主,还应建立起以区域公共服务设施为主,辅以旅游景点等商业经营的模式;除了辟为展示地方族群文化的陈列馆(展览馆),或是传统节庆、宗族祭祀、红白喜事、团拜联谊的活动场所、老年活动中心外,还可以开拓乡镇村史馆、文化信息中心、学生寒暑假托管班、农村培训机构、乡村剧院、书画图书馆、地方特色藏品馆、土特产展示馆、地方名人纪念馆、地方非物质文化项目展演馆等更为多样的利用方式,同时结合乡村旅游,开辟探访乡村民风民俗的合适景点。省级以上文保单位应有更为广泛的受众。如国保宁海古戏台不应只满足于老年活动室类这种单一的利用形式,可考虑将十处建筑建成集中展示宗祠文化的系列博物馆,亦可考虑建立以体验为主的曲艺欣赏馆、工艺传习场、传统武术传授场所等。至于名人故(旧)居的利用,关键在于根据故居的“身份认定”和“区位认定”来挖掘特色、更新方式、突出个性、拓展衍生价值,进一步提高综合利用效益,在再利用模式上可纳入博物馆(陈列馆)展示模式、文化创意类商业利用模式、旅游景点模式等。如翁文灏故居可打造为宁波首家地质博物馆,孙传哲故居可改造为宁波邮政博物馆,并开辟集邮爱好者、平面设计精英的沙龙聚会场所;袁牧之故居既可开辟为宁波(中国)电影史博物馆、影视业研究沙龙,亦可采用商业利用模式,作为广播电视、动漫、传媒、影像、视觉艺术等文化创意产业的办公基地;以李惠利、邵逸夫、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商帮故居则可开辟为当地优势产业推介和招商引资洽谈的活动中心;以柔石、巴人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家类故居既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活动中心、党员活动中心,亦可作为当地报刊杂志社、文学社的办公地等;童第周故居可打造为集科普、教育、休闲功能于一体的鄞江特色人文景点……从而通过积极探索合理有效的复合式利用模式,解决单一文博展示空间利用率不高、社会、经济效益不充分等比较明显的问题。对于民居建筑而言,传统的院落居住形态是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载体,也是“活”的文化遗产,留住居民才能留住生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有赖于这些传统形态的居住场所才得到有效保护。因而对于这类文物建筑,保持其原有的居住功能是最好的利用方式。根据该类文物利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当地政府应加大民生改善资金的投入,做好相应的分类改造工程,疏解居住密度(特别是居住密度大的城区),优化居住环境;同时更要建立起相应的奖励配套政策,充分调动使用者自身的保护、延续及传承热情,实现《威尼斯宪章》所主张的“必须鼓励一切使历史性城市和区域在适应当代生活的要求时保护它们的特性和可识别性的措施。”对于其他特色建筑(如万顺酱园、江东水塔、乡村诊所、宝幢救火会消防房、泗门光明粮站等),由于其意义特殊、存量稀少,往往在整个城区(市)里内仅有一两处,对其再利用应尽可能体现原汁原味。如江东水塔可利用其外观设计为城市新地标,泗门光明粮站可打造为宁波粮食博物馆,重点展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宁波的粮业特色,同时可利用部分空间作为当地食品及土特产品的经营场所。

     来源:《浙江文物》2013年第5期  作者: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张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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